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审理词讼，须说官话。若不说官话，则问官虽说得有情有理，百姓终茫然莫解。同治初年，襄阳县丞某，广东人也，奉檄权松滋县事。每逢审问案件，满口乡音，钩辀格磔，原告被告中证约保及书差人等，均不通晓。断结之后，亦不知谁胜谁负。原被之狡黠者讼即负，亦自以为胜。中证之偏袒者，又各以所袒之人为胜。众人则以意揣度。谓今日某人被责，大约是某人审输而已。招房书办不知本官如何吩谕，无从录写堂判，必赂本官之同乡家丁，始略得其大概。家丁书差，乘机舞弊，以致民怨沸腾，被参革职。此不学官话之过也。

——清·方大湜《平平言》

这里所说的官话，当然不是大话空话官气十足的废话，而是官场上流行的北京一代的语言，有点像今天所说的普通话。一个官员不会说官话，审理案子的时候操一口方言土语，原告被告证人保人都不知道他说了什么，官司到底是赢了还是输了都弄不清楚。负责法庭记录和撰写判决书的书吏也不知道如何记录撰写，不得不去贿赂官长的老乡家丁，打听官长到底说了什么。在这种传话和猜测中，各种舞弊行为就很难避免了。

由于语言隔阂，当官的不会说官话造成的麻烦，也被余自强所注意到。余自强写了一本官箴书，叫做《治谱》，他提醒说，不会说官话的长官在审案时，不妨当堂写答问语，或亦不甚相远，切不可令门子等解说。之所以如此，是因为一来怕门丁说谎，二来怕观看的人不体察，以为州县大权旁落，权力尽在这些门丁手中。

官员会官话是如此重要，所以，雍正六年，皇帝曾经谕令，有力之家可从邻省延请懂官话的教师教育子弟，以八年为限，仍然学不会官话的生员、童生，都不许参加科举考试，也停止送生员进入国子监学习。等他们官话过关之后，再参加有关考试或学习。

这事好像只是说说而已，没有什么下文，后来大概也没有当回事。官话不过关的仍然可以参加科举考试，尤其南方不懂官话的学生大量考中举人进士。举人出身的广东人康有为和梁启超都不会说官话，第一次见光绪皇帝，梁启超说粤语光绪不懂，改说官话后光绪帝更听不懂了。

官员应该会说官话，而且也应该能够理解所任职地方的土语方言，不然很难开展工作。方大湜也提醒说：“审理词讼，须晓土音。若不晓土音，则百姓虽说得有情有理，问官终茫然莫解，下情不能上达。是非曲直，从何剖断，势必令差役传达。愚蠢差役，往往传错；伶俐差役，又不免增减情节。”

但方大湜又说，各地方言很难短期内突击掌握，那怎么办呢？他举例说，明末著名政治家、戏曲理论家，浙江人祁彪佳司理福建莆阳，考虑到福建人方言难懂，他就预先买了两个粗笨婢女，天天听她俩说方言土语，偷偷学习。等到开庭断案的时候，胥吏以为他不懂方言，故意说土话欺骗他，他装作不明白。十天半月后，他就一一收拾他们，拿他们治罪。大家都以为他是神。这做法当然有些欠妥，不足师法。但祁彪佳到新的地方任职时努力学习方言土语的做法，还是值得提倡的。